【清廉晋城】“循良第一”“留心国计”王国光

发布时间: 2025-07-08 15:21:00 信息来源: 史志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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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光(1512-1594),字汝观,号疏庵,阳城县上庄村人。明代著名政治家、财政家和改革家。嘉靖二十三年(1544)甲辰科进士,历任吴江、仪封知县,擢兵部主事,改吏部文选司郎中,曾任顺天府尹、户部尚书等职,官至吏部尚书。任职户部尚书期间主持编纂《万历会计录》。著有《王疏庵率意稿》等书。

迎难而上 政绩卓著

王国光身材魁伟,聪颖过人,颇有胆略,是明朝万历初期杰出的财政家。他于嘉靖甲辰(1544)中进士。先后任江苏吴江和河南仪封(今兰考县一带)知县。后历兵部、户部二部主事、吏部稽勋员外郎和文选郎中、右通政、寺卿、顺天尹、户部右侍郎总督仓场(漕粮收购机构)。后因病辞归。隆庆五年(1571)十月起为刑部右侍郎,调任南京刑部尚书。未上任。十二月,即升任户部尚书总督仓场。万历元年(1573),任户部尚书。万历四年二月,辞职而归。万历五年(1577)十月起任吏部尚书。以考绩加太子太保。升光禄大夫(正一品),在职6年。

王国光的政坛生涯贯穿了“迎难而上 政绩卓著”八个字。他先后担任的吴江知县、吏部文选司郎中、顺天府尹、户部尚书与吏部尚书等职务,都是当时如履薄冰的重任。尽管岗位不同,王国光总能以过人的才智胆识创造不俗的政绩。

财政是国家的生命。军国大事经济民生与国家财政息息相关。明代的财政体制存在消极、繁琐等缺陷,以实物与人力为基本形式的洪武型财政体制在实施过程中暴露出诸多问题,这一体制造成财政权的高度分散进一步增加了制度的运行成本。财政体制弊端日益显现的同时,又因国防压力不断加大和供养宗藩等因素使国家财政出现严重危机。王国光身处在明朝国力衰落力图振兴的中期,此时朝廷中枢出现了以徐阶、高拱、张居正相继主导的改革运动,张居正主政十年将这场改革运动推向巅峰,原本陷入困境的明朝一度出现了少有的中兴气象。王国光是“嘉隆万改革”集团的重要成员,在他担任户、吏两部尚书期间更是张居正倚重的主要助手。

艰苦朴素 循良第一

王国光既为政清廉,更是个拿得起又放得下、办事极为干练的治世能臣。《明史》就称赞“国光有才智”。初任吴江知县,就减免漕运消耗5万石。他能从自身艰苦朴素做起,除掉一切不必要的开支,禁止请客送礼的行为,以此来激励下属人员。将通常惯例的“火耗”和公堂上的请客送礼习俗,全部取消。他坚持根据百姓家庭的实际收入和具体情况来征税和派役;并亲往征税,防止下级官吏向群众敲诈勒索。他特别善于剖析那些极为复杂的案件,邻县出了疑难案件常来向他咨询,他一问事情经过,马上就能断它个一清二楚。人们都说他“真神!"王国光任职仪封最大的政绩是他体察民间疾苦,秉公执法,不畏权势,追回王府霸占该县的民田120余顷。这是一件在全国也有不小震动的大事。这一大义凛然、为民请命的行为在当时实在难能可贵。它既归田于民,又保障了国家税收,故受到了朝廷的认可,仅任职一年就以“循良第一”调任入京,成为正六品的兵部车驾主事。后来仪封县民为报答他的恩情,在县城之西给他建了生祠,祠堂的门坊上画有他的肖像,祠内有《王侯生祠碑记》。

王国光于嘉靖四十年十一月,由太仆寺卿升任顺天府尹。府尹是知府的别称。明清的顺天府尹为正三品。他除管本府的民事外,主要的职责是承应宫廷的各种需索,疲于奔命,苦不堪言。加之,在天子脚下任职,一举不慎,满城风雨,声达禁中。更何况那些皇亲国戚、达官显贵、名绅大侠都云集京城,盘根错节呢。京城平民百姓的负担过重难以支撑,就不言而喻了。然而,王国光莅任后首先考虑的是减轻民众负担,裁去毫不合理的征税一万两千多两;严格秉公办事,杜绝请托走后门的行为,使鸣冤叫屈、诉讼公庭的事件大为减少,京城得以社会安定。

掌邦计时 多所建白

《明史》称赞王国光“掌邦计时,多所建白”。可以说他对国家的突出贡献是在任职户部尚书期间的大刀阔斧锐意革新之举:一、当时户部薄籍名目繁多,手续复杂,从州、县上达户部就有缮书、输解、交纳等各种费用。下层官员无不叫苦连天。王国光上疏请示予以裁并,去掉繁复文书的十之三四。办事人员都称赞手续简便。二、户部共有13个司。自弘冶80余年来,办公地方狭窄,只有各司的郎中上岗办公,员外郎、主事每天只需点个卯就了事,只有在拜官授职的时候才到此集合。郎中毕竟精力有限,有事只好委托手下人员来办。这样一来,日积月累许多弊端就从中发生。王国光命令全体部属人员入署办公,互相监督,因而提高了行政效率。三、当时明政府用于边防的军事开支严重不足,而各边关每年的支出以及屯田、盐课等项收入也都无案可查。历任户部尚书对此都觉头疼。王国光头脑清醒,看得明白。他先是请示朝廷命令边臣对每年的收支账目严加核实,降低粮食消耗。以甘肃巡抚廖逢节为例,按照要求如实上报其数,消耗、浪费奇迹般地减少。又筹划长久之策:让巡抚督促下属办事人员,把收入存欠实数全部上报户部,予以通融合计。然后用剩余的部分接济边防。这个加强国家宏观调控的办法被采纳,收到了良好效果。粮食紧张的形势得以缓解;四、京城驻军的粮草供给是由户部设在通州的办事机构来支派,历来这里只有一个职能人员“通判官”办理手续。军方等候艰难,误时误事,骂声不绝。王国光当机立断,派主管郎中坐镇专管此事,名曰“坐粮厅”。这样,验收发饷最多超不过3天,军方拍手叫好。五、全国的钱粮分别由户部的13个司来管理。面对这种各行其是、漫无核纪的混乱局面,王国光断然实行了自己命名的“归并责成法”:打破地缘关系,将京城附近的府、州、县的钱粮归福建司管;南畿归四川司,盐税归山东司,官税归贵州司,徐、淮、临、德等州府归云南司,御、马、象、房及24马房刍料归广西司等。由于行之有效,后来便形成明清两代都沿袭不变的财经管理制度。

王国光在辞去户部尚书职务临行之前,将任职期间组织人员精心汇集的《万历会计录》呈上朝廷。万历皇帝称赞他“留心国计”,命令户部进一步订正核实,编印成书。《万历会计录》是王国光在我国财政史上的一个了不起的重大创新。它的出现,使全国各地的赋税收支有了稳定的参照系数。同时《万历会计录》也是张居正变法推行“一条鞭”法、革新赋税制度的得力依据,对“万历中兴”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它后来和户部的“归并责成法”一样地沿袭下去,成为明清两代赋税征收的准则。

留心国计 锐意进取

历经一年半后,王国光再度出山,起任中央六部之首、主管百僚人事的吏部尚书。他锐意进取、奋发图强,经深思熟虑,提出了“采实政”“禁投谒”“别繁简”“议调处”“恤卑官”“停加纳”“责有司”“禁捕官”等8条有关国家大计的建议,均被朝廷采纳。他还特别重视对地方官员的使用,推荐和选拔了不少人才。由于他竭力推行张居正的吏制改革,遭到既得利益阶层的强烈反对,故《明史》说他因此而“声誉顿减”。

张居正之所以选择王国光,除了扎实的户部工作履历,更重要的是王国光的工作思路与张居正的改革谋略多有契合。张居正要阻断宗藩勋戚为代表的特权集团对国家财政的侵蚀,而王国光早在仪封知县任上就有反对勋戚占田维护百姓利益之举。张居正在全国范围推行清丈土地的举措不仅为王国光所赞同,他编纂的《万历会计录》更是清丈土地的关键依据。简化财政征收程序利国利民,这是王国光的主张,上升到张居正的执政层面就有了意义更加深远的一条鞭法改革。两人配合默契,使经过整顿改革的财政工作取得辉煌成绩并被视为张居正十年执政的最大亮点。于是,就有了张居正对王国光的高度赞扬:

仆平生无他行能,独好推穀天下贤者,自在词林迨入政府,其所保护引拔,宁止数十百人。然以为国,非为私也。乃倦以诚心求贤,而人不以诚心相与,若乃披肝胆、见情愫、一心奉公,不引嫌、不避怨、与吾共图国家之事者,如公亦不多见。(张居正《答户部王疏庵》)

王国光善诗工书,又纵情山水,喜览名胜。兴之所至,即题诗挥毫,遗迹甚多。在今晋城市境内的旅游胜地青莲寺、海会寺、崦山庙、榼山寺、柳氏民居、修真古洞、阳城西池等处都能看到其手笔。由于他心胸开阔,宠辱不惊,来去自如,故他的诗和字都给人以潇洒飘逸、卓尔不群之感。除《万历会计录》外,他生前著述还有《司农奏草》《司铨奏草》和《王疏庵率意稿》,今尚存。《司农奏草》和《司铨奏草》是他在明万历前十年担任户吏两部尚书期间陈述政见、为国献计献策上疏的总汇,对研究明史,特别是研究张居正变法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王疏庵率意稿》是其诗集,代表了他的文学成就,同时也是其一生三起三落的浮沉纪实和饱经风雨、喜怒哀乐的绝妙写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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