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南地北晋城人》解说词

世纪哲人  冯友兰 

　　提起冯友兰很多人并不陌生，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位世纪哲人也是我们晋城人。冯友兰，字芝生，祖籍山西高平，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先祖冯泰到河南经商，遂定居于南阳。
 
　　冯友兰先生是中国现代史上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是对中国学术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诸多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伟大学者。他的一生仅差十年便跨越了整整一个世纪，而这个世纪恰恰是人类历史上光明与黑暗、真理与缪误、理想与强权、科研成果与愚昧激烈搏斗的世纪。从历史的角度说，冯友兰先生经历了剧烈冲突而又充满希望的世纪。从人生的角度说，他又是一位饱经事变、历经坎坷的历史见证人。他是怀着哲学家的冷峻和对人类爱怜的真心，怀着对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无比执着的追求而奋争的。他的人生旅程完全是用生命作燃料进行着不懈努力与拼搏，不断地思考与创作；他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精神文化遗产和永恒的怀念。

　　为了探寻哲人的足迹，我们《天南地北晋城人》摄制组一行五人驱车前往北京拜访了冯友兰先生的女儿—著名作家宗璞先生。北大燕南园57号的三松堂是冯友兰先生的故居，在这里已年过七旬的宗璞先生愉快地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采访冯宗璞(冯友兰女儿、著名诗人)：作为一个哲学史家，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位哲学家，在他的墓碑上写着“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三史就是《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六书就是《新理学》、《新知学》、《新原道》、《新原人》、《新世训》、《新事论》。

　　冯友兰的父亲冯台异，曾做过晚清知县，母亲吴清芝，也出身名门。幼年的冯友兰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读完了《周易》、《左传》、《礼记》、《四书五经》。冯友兰性格温和，人品高尚，极富爱心和同情心，这些品格的形成主要是幼年受父母的熏陶。冯友兰十五岁那年在母亲的安排下，考上了县立高等小学，虽然十五而至与学，但在他以后的学习中，由于在家打好了坚实的中文底子，使以后的学习得心应手。先后了开封的中州公学中学班，上海的中国公学预科。由于对哲学的兴趣，他于中国公学预科毕业后，又考取了北京大学哲学门学习中国哲学，北大毕业后，他回到开封任教，期间，他与基本府共同创办的〈〈心声〉〉杂志与五四运动同声呼应，他在〈〈心声〉〉志创刊发表后，在第二期的改组宣言中写到，“同人所主张的道德，以自由为启行点，以平等为经由路，以博爱为目的地，达到目的之手段为互助，同人深信想要世界进化，必须全世人类知识发达，想要真正的知识，必须依靠科学的规律”，通过自由平等的讨论，以期为中国社会指示前途，促其进步，这是〈〈心声〉〉杂志的宗旨，也是冯友兰做学问的宗旨。1919年冯友兰至美国留学，在留学期间，他一方面系统地学习西方的哲学，一方面努力思考中国的问题。通过对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从哲学上做出自己的解释。他认为中国需要发展实业，实业不是万能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平均发展才是健康的。此时的冯友兰已经超越了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关于中西文化优劣的争执，把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采访冯宗璞(冯友兰女儿、著名诗人)：我父亲参加国际哲学大会就曾经说过，西方的哲学需要中国直觉的方法，中国的哲学需要西方逻辑思维的方法，互相补充，互相帮助。

　　1923年，冯友兰毕业回国，先后在河南中州大学、燕京大学任教。1928年应罗家伦之邀，到清华大学任哲学系教授兼任校秘书长。在清华大学期间，他和罗家伦一道代表教授会到南京多次交涉，迫使国民党政府同意彻销清华董事会和基金会，将清华纳入教育系统，归教育部管辖。冯友兰后来在回忆中写到，“这是一场清华反对半殖民地教育的一场严重斗争”。除此之外，他一边教学，一边潜心研究中国哲学史，1934年出版了两卷本《中国哲学史》。这是中国现代第一部完整的中国哲学史。不仅在中国哲学史领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且对传播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起到了为可替代的作用。抗日战争爆发后，南迁的清华、北大、南开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冯友兰一面教书研究，一面用哲学作武器积极参加抗战。在抗战八年中，不断写文章、做演讲，鼓舞人们必胜的信念。在颠沛流离中，他写出了六部哲学著作：《新理学》（1939年出版）、《新事论》（1940年出版）、《新世训》（1940年出版）、《新事人》（1943年出版）、《新原道》（1944年出版）和《新知言》（1946年出版）。这六部书，冯友兰称之为“贞元六书”。贞元六书是冯友兰最主要的哲学著作，也构成了他个人的哲学体系。1946年，冯友兰应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之邀请到美国讲学，主要讲授中国哲学史。为了备课，就用英文写了一部讲稿，回国前，就将这部讲稿命名为《中国哲学简史》，交美国一家出版商出版。这部讲稿与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比起来，更具时代感、民族感和浓厚文化历史意识。

　　在解放前夕，冯友兰担任了清华校务会议代理主席，北平解放后，把清华完整地交到了人民手中。继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简史》以后，冯友兰又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四十多年里，着力打造了一部更完整、更系统的中国哲学史巨著--《中国哲学史新编》，这部书共分七册，是冯友兰一生创作的最后里程碑，也是他学术思想的晚年定论。这部书的前两册是在六十年代出版的，这是冯友兰力图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第一次尝试。80年代后，中国摆脱了极左思想的束缚，冯友兰又着手修订前两册和续编后两册，此时的冯友兰已是八十多岁高龄的老人。在这部书的最后，他高度提炼总结了两个观点，一是从中国哲学的传统看哲学的性质及其作用，二是从中国哲学的传统看世界哲学的未来。关于最后一个观点，他从对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辩证法思想的重新理解入手，高度评价了宋儒张载的“仇必和而解”的思想，他认为这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和世界哲学的未来。

　　采访冯宗璞(冯友兰女儿、著名诗人)：中国有一位研究哲学的专家叫范明生，就说冯友兰先生的功绩使得我们中华民族的抽象思维能力提高了。我父亲在临终的时候，他说，中国的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

　　冯友兰先生曾说过，长寿重要在于能多明白道理，尤其是哲学道理，若无生活经验那是无法理解的，中国数千年历史中，年过九十的哲学家，只有明朝中叶的站若水，明末清初的孙祺逢，还有当代的世纪哲人冯友兰。

 　　1990年11月26日20时45分，冯友兰先生与世长辞，一盏智慧的明灯熄灭了。冯友兰辞世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各报刊转载了新华社发布的冯先生去世的消息并附先生遗像。同日，，在海峡彼岸，台湾的《中国时报》、《中央日报》、《联合报》也发表了先生去世的消息。此后，《纽约时报》、《欧洲时报》、《欧洲日报》、《读者新闻》纷纷刊登纪念文章，人民日报在报道中说：“冯有兰是近代以来中国能够建立自己体系的少数几个哲学家之一，他的思想在现代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冯有兰是一位爱国者，他一生致力于研究和传播中国文化，“文革”中他曾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加以不公正的批判，身心受到了很大摧残，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不顾年迈，用十年时间写成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把余生的精力献给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

　　哲人已逝，三松依旧，作为后人，我们对先哲的纪念将常有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