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廉晋城】教化为先 天下之式:千古流芳的晋城县令程颢

发布时间: 2022-09-09 15:51:00 信息来源: 史志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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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颢,字伯淳,世称明道先生。北宋哲学家、教育家、诗人和理学奠基者,河南洛阳人,“洛学”创始人之一,与弟程颐并称“二程”。北宋治平四年(1067年)调任泽州晋城县令。他从重视兴学抓起,以教化为先,提出“县有院、乡有校”的口号,并采取“官办民办并重,乡学社学齐上”“先招生后建校”等措施,大刀阔斧地实施兴学改革。

以民为本 视民如伤

程颢生长在世代宦官之家,幼蓄理政观念。10岁时写《酌贪泉》诗,“中心如自固,外物岂能迁”是他的心底写照。十二三岁,便少年老成。15岁拜理学鼻祖周敦颐为师。25岁中进士,调京兆府鄠县任主簿(主管文书簿籍及印鉴)。28岁调上元县为主簿,曾代理县令,有政绩。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程颢调任泽州晋城县令,时年35岁。

晋城自古以来就是人杰地灵的好地方。史书称赞这里“其民陶先王遗教,君子深思,小人(庶民百姓)俭陋”。“民重农桑,性多朴直”。但经过唐以后“五代”军阀割据,百姓苦不堪言。

程颢看到饱经五代战乱后的泽州一带,文化落后,民风粗俗,社会生产、人民生活呈现出一种令人担忧的混乱状态,非常痛心。对此,他施行“民本”治县理念,采取了许多利民措施,并在自己的卧榻旁写下“视民如伤”四字,激励自己同情百姓疾苦,减轻农民负担。他常说:“某每日常有爱于此民”(我非常喜欢这里的老百姓)。与同僚或朋友聊天时,总是说:“某每日常有愧于此民。”(我每天都存有愧对晋城百姓之心)。程颢励精图治,认真做了以下10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鼓励百姓垦荒种田,发展农耕。让把荒芜的土地尽量多耕种一些。新垦荒田三年不纳粮秣。

第二,组织乡民互助,相互扶持。根据乡村间距离远近编织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难相恤,而奸伪亦无容”。凡鳏寡孤独,不能自养、自理的老人、残疾人,责成乡里或亲戚、朋友,互相关照赡养,做到“凡孤茕残废者,责以亲戚乡党使无失所”。

第三,对外地流浪到晋城者,或病或残,都设法收容起来,给予一定的生活照顾。这就是“行旅出于其途者、疾病皆有所养”。

第四,立科条旌别善恶。表扬好的,批评或处置一些不孝敬父母、不敬奉长上、不遵守法律、不讲道德的害群之马,劝乡民知耻守廉,遵守纲纪。

第五,组织乡民武装,维持地方治安。趁农事闲暇,把农村青壮年组织起来,编练义勇军,习武健身,防贼防盗,保卫乡里。史载当时的晋城“农隙讲武事,一时义勇咸为精兵可用”。

第六,赈恤社会,扶弱济贫。国库有了一些余钱,程颢主动拿出来搞社会赈济,帮助百姓解决生产生活方面的困难。即“库有杂纳钱数百千,尝借外补助民力”。

第七,诲人不倦,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有事至县者,(程颢)必告以孝弟(悌)忠信。入所以事其父兄,出所以事其长上”。

第八,调停民讼,解决纠纷。“争讼者或不持牒径至庭下陈白,与之从容告语开释之”。自古以来,老百姓到官府告状要带诉状。程颢当县令期间,老百姓到县衙告状,可以不带诉状,与自己直接对白,诉说冤屈和不平,或申请解决问题。

第九,解决税粮边运,减轻农民负担。北宋时,晋城县有税粟移边问题。老百姓缴纳粮秣,不是就近缴纳县府粮库,而是让运送到战事需要的边庭去。因为那时,先有辽国入侵,后有金军犯境,常有战事。朝廷无力运输,就把粮秣边运负担转嫁给老百姓。运输、路费开支,远比粮秣本身高得多。“载往则道远;就籴则价高”,“民以为苦”。为了帮助老百姓解决这个问题,经细心调查,程颢选择了一些可靠的富商大贾,让他们提前到缴纳粮秣的地方购买足够的粮秣,原地储存。待到朝廷征缴时,如数缴纳上去。百姓足不出县,就近把应缴钱粮费资交给商贾,劳役免除,费用大减,无不欢呼雀跃。

第十,致力文化教育,培育有用人才。这是程颢在晋城任内最突出的功绩。据《凤台县志》记载:“程明道来令晋城,以五代抢攘孑遗瘁苦,安定后,未识礼让”。于是,他在晋城设乡校72处(也有说70处或40处),立社学几十处。他行县(下乡视察工作)时,亲自召开座谈会,向老百姓宣传文化教育的重要性,让大家支持孩子们上学读书,并亲自检査学生作业,为孩子们改正错别字、病句。他特别注意从青少年中发现和选拔优秀人才,集中起来进行重点培养。教师中有不称职胜任者,及时进行调整,以免误人子弟。

教化为先  天下之式

在任三年以来,他兴办乡学,一改晋城往日习风,实现了从“百年内无一人登科”到“登科者无数”的巨大转变,泽州人民文化水平直线上升,人人读书,家家向善,出现了“驱儿市上买书读,宁使田间禾不薅”“虽穷乡曲巷,时闻弦诵声”的动人景象。他严谨治学、一丝不苟,不仅广办学院,还亲自参与书院教育方式、教育内容等方面的编制,讲授注重启发引导,讲究身心涵养,自主设置课程,推行讲会制度,极大的改变了晋城的学风。后来程颢在晋城兴办乡学的成功经验还被王安石采纳,用于北宋熙宁兴学的第二次教育改革中,可以说,程颢不仅对晋城教育带来了巨大影响,同时还为北宋的基础教育改革蹚出了一条新路。

经过程颢的精心治理,晋城县面貌大变。史赞:程颢治理过的晋城,成了全国的模范县。据《宋史》记载:“县之政可达于天下一邑者。天下之式也。”晋城生产发展了,百姓生活改善了,“丰年可得温饱,歉年亦可充饥”。在思想文化教育、培养人才、移风易俗方面,更是功不可没。《泽州府志》也记载:“泽,故伊耆旧壤,民有余古。而自程纯服教后,学者如牛毛野处,安得无才贤辈出,压太行而砥河朔者乎!”郝文忠经云:“(晋城)耕夫贩妇亦耻谣琢而道文理。”而午亭陈氏亦云:“(泽州)士皆却扫诵习,不骜声利,有古隐君子风,得宋程明道遗教,则是邦之人,其节行之美应有自来矣。”

程颢为官清廉正直,为了书院的修建倾其所有,致使夫人病重竟无钱医治。北宋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程颢被调任监察御史里行。听到他要走的消息后,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扶老携幼,前来送行。《凤台县志》记载:“程县令去之日,民哭声振野,沿街设香案、摆供品,夹道相送,牵衣顿足者不计其数。”程颢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他噙着感激的热泪作别太行山。晋城父老乡亲的一片恸哭之声,正是对他在晋城不凡政绩、高尚道德的充分赞扬和肯定。

兴学育人 人才辈出

由于程颢兴学办教,在他走后的若干年内,晋城县及其周边地区形成了一种良好的兴学育人之风。明朝官员张琎在《重修程子祠》中说,程颢在晋城县办学的辐射力,“达乎邻邑高平,渐乎晋绛(临汾、运城),被乎太原,所谓济济洋洋有齐鲁之风焉者。”对太原、晋绛等地影响如何,暂且不论,程颢在晋城县办学,直接影响了泽州几县则十分明显。以高平县为例。《泽州府志》和《高平县志》有多篇文章记载:“宋程明道先生虽为晋城令,教化旁及(高平)士风,发生巨变”,“多建庙祠以祀之”。宋、元以降,高平县修建有“晋城书院”“宋程书院”,而且是历代翻修、扩建。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泽州衙门下令调查程明道办学遗址时,晋城县仅查到6处,高平县却查到23处。

读书求学者与日俱增,人才辈出,如“牛毛野处”。明正德年间(1506-1521),一位晋城知县回顾说:由于明道先生的教诲,晋城自“神宗元丰元年至绍圣元年间(1078-1094),应召者数百人,登科者数十人”。《泽州府志》《凤台县志》等史籍记载的唐至明、清晋城科举考试的一些资料,足以说明程颢在晋城兴学育人的良好效果和深远影响。北宋以后,泽州5县进士及第者遽增至两三百名。晋城一县竟有149名,超过唐至五代间的8倍。宋朝的宋太初仕至权御史中丞,刘羲叟仕至崇文院检讨,王献可仕至泸州知州、英州刺史,王云仕至资政殿学士,段思恭官至镇国将军、节度使。金代状元李俊民,极受元世祖忽必烈的尊敬和推崇,留下了朝廷五诏不仕的佳话。元朝时,泽州5县进士及第者80人。元至明、清,泽州5县涌现出来的人才更是多如繁星。如,元代的监察御史贾鲁;明代的监察御史茹太素、兵部尚书侯琎、工部右侍郎张昺、礼部侍郎杨砥、云南巡抚杨继宗、南京户部尚书李瀚、大理寺评事常伦、户部右侍郎王国光、大理寺正卿张五典、刑部右侍郎张慎言。清代的文渊阁大学士、吏部尚书陈廷敬,吏部尚书田从典,刑部尚书白胤谦,湖广布政使毕振姬等。


责任编辑: 靳驰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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