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人改革开放30多年来理论创新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指导方针。

    共产党领导广大民众推翻旧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说到底是为了国家富强、广大民众的幸福安康。因此,在取得政权以后,执政的共产党探索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寻求正确的发展观念和发展战略就成了贯穿社会主义建设史的一条主线。在这个探索过程中,付出了不少代价,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苏联模式的发展观和发展战略

    俄国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是不同于当时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新的社会制度,当时世界上的被压迫者对这个新制度寄予很大希望,希望这个新型国家能够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迅速完成了工业化,把苏联从—个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是战胜德国法西斯的主力,赢得了世界性的威望,战后许多国家效仿苏联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在与资本主义进行的长期竞赛中,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新技术革命时代之后,苏联明显落后了,其经济发展速度呈下降趋势,而到了80年代末出现了负增长,苏联人民的生活与其超级大国地位极不相称,不仅落后于许多欧美国家,还落后于韩国等亚洲国家,人民花费排队买食品的时间越来越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和谐的发展?为什么苏联获得的强国地位不能持久?这与苏联的发展观念和战略不无关系。

    苏联模式发展观和发展战略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苏联,这是世界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的发展观和发展战略。这个发展观,可以概括为“八重八轻”:重政治轻经济,重工轻农,重重工业轻轻工业,重军用轻民用,重计划轻市场,重速度轻效益,重积累轻消费,重国家利益轻个人利益。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发展观念和战略?苏联是一个在比较落后的经济文化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处于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斯大林认为,“落后就要挨打”,为此,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加强国防建设;通过集中统一的指令性计划经济,用行政的力量,在短期内赶上资本主义强国;这样一来,重速度、重积累、重国家利益就成为必然的了,而忽视农业、轻工业、民用工业的发展,轻视市场作用,轻视经济效益,不重视个人利益、不重视人民的消费也似乎是合乎逻辑的了。

    当然应该看到,这里的“重”与“轻”是相对的。比如说,重政治轻经济并不是说苏联不搞经济,而是说,在对待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时,夸大了政治上层建筑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甚至有些本末倒置,把巩固政治权力当成搞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经济建设变成为政治和军事目的服务,而不是真正的中心任务。问题在于是否“适度”。任何观念和发展战略正确与否,都要视其时间、地点、条件论定;过度了,绝对化了就要出问题、出差错。苏联一直坚持斯大林时期形成的发展观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一是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曾想按照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与分配,朝着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的方向安排国家的经济生活,其方案是:“农民将遵照余粮收集制交出我们所需数量的粮食,我们则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个工厂,这样,我们就可以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但是,军事共产主义的失败和社会的政治经济危机表明,这种做法脱离了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符合广大民众,特别是农民的要求。于是,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开始从着重生产关系的变革转入重视生产力的提高。在这一政策下,农民获得了支配土地及其劳动成果的自由,个体工商业主获得了经营的自由,随之市场也活跃起来了,很快克服了经济危机。看到这些变化,列宁说:“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是先锋队无产阶级同广大农民群众的结合。由于实行了新经济政策,生产力已经开始提高了,而这正是现在无论如何都必须马上做的事。”列宁号召共产党员学做文明商人,要求把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有机结合起来,从发展生产和改善群众生活出发制定政策,让民众感觉生活在苏维埃制度下比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好,从而自觉自愿地建设新社会。

    但是,列宁的转变并没有成为全党的共识。在斯大林看来,社会主义的经济实质和经济基础不是在人间创造“天堂”,使大家心满意足,“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是把农业和社会主义工业结合为一个整体经济,使农业服从社会主义工业的领导,在农产品和工业品交换的基础上调整城乡关系,堵死和消灭阶级首先是资本藉以产生的一切孔道,最后造成直接消灭阶级的生产条件和分配条件”。也就是把生产关系的变革放在第一位。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相信军事共产主义的方针和方法是正确的。1928年在苏联发生粮食销售危机后,斯大林便把本是价格不合理造成的农民不愿种粮卖粮的问题归结为个体农民的生产性质造成的,于是,从1929年开始了政策大转变,实行全盘农业集体化,消灭了个体农民。这样,组织起来的集体农庄成了受国家支配的经济单位,把完成国家的粮食收购计划当成了第一要务,国家从集体农庄得到了为了积累工业化资金所需要的粮食,1932—1933年,在农村人口大量被饿死的情况下,苏联仍然在国际市场上廉价出售粮食,以换取外汇购买机器设备,完成工业化。在集体农庄体制下,农民没有积极性,苏联的农业长期停滞不前,1963年以后开始从国外进口粮食,其数量逐年增加,到苏联解体前夕出现了严重的食品危机。农业的长期落后制约着苏联整个社会的进步,由此引发的危机加速了苏联的解体。苏联的实践证明不顾生产力水平盲目变革生产关系的做法是不会成功的。

    二是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苏联把与资本主义进行竞争的重点放在了国防实力的较量上。从工业化开始,苏联所确立的重要战略目标就是准备与资本主义进行力争夺并且战而胜之,因此,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被片面化为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在苏联存在的几十年时间里,苏共不可动摇的总路线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坚持“重军抑民”、“国防优先”的基本原则,在评价本国经济发展时,总是以重工业的高速发展沾沾自喜。苏联这一国民经济发展战略与人民要求提高生活水平与质量之间的矛盾长期无法解决,而且越来越突出。

    苏联重重工业轻轻工业的发展道路,导致其经济结构严重畸形。根据苏联官方公布的资料,如果以1913年指数为1计算的话,工业产值1940年是7.7,1970年为92,1980年为163,1985年为195(其中重工业相应是13、214、391、468;轻工业相应是4.6、30、50、61;农业总值为1.4、3.1、3.4、3.8)各部门之间的增长幅度相差多么悬殊!1940年重工业占整个工业产值的比重为61.2%,1955年上升到占70%,1960年这一比例达到72.5%。到勃列日涅夫时期,在国家机器制造业的全部产品中,有60%以上是具有军事意义的商品,耐用消费品的比重仅占5%-6%。国家75%的科研项目拨款用于满足军事科研的需要。采掘和加工工业全部工人的1/3从事武器及军事技术装备生产,而美国为12%-14%,西欧各国为6%-7%。俄罗斯前总理普里马科夫说:“我们曾有过一个巨大的脓肿:以某种形式同军工生产有联系的国内生产总值占70%。”很难准确估计苏联军事经济的规模,不管怎么说,苏联的经济都是世界上军事化程度最高的经济,是一种典型的备战型经济。

    到80年代中期,许多生产民用品的工业部门,其技术水平还停留在30年代中期,农业则相当于20年代中期的水平。70年代,美国农业从业人员占2.5%-3%,而在苏联占25%。1970年苏联一个农民一年生产4.5吨谷物、320公斤肉和2.8吨牛奶,而美国一个农业工作者生产54.7吨谷物,4570公斤肉,11.8吨牛奶。70年代中期,美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比苏联高3-4倍。苏联最新、最好的科技成果都被用于军事工业综合体,军事工业体系与民用生产体系严格分离,使军事技术不能转化为民用技术,而社会财富一旦进入军事领域,便脱离了整个社会扩大再生产,除了少量军火交易能得到一些收入外,其余只能是财富的消耗,军工综合体的膨胀,破坏着社会再生产。军工生产优先,严重影响了消费品工业的发展与进步。这一趋势长期发展的后果只能是一个越发展,另一个则越萎缩。到70年代后半期,苏联除了军事外,其他领域的发展都陷于困境,国力衰落。1975年,按当年的美元计算,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5163亿美元,苏联为8653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美国为7098.7美元,苏联为3400美元。1980年在世界生产总值中,美国占21.5%,苏联占9.7%;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美国为11360美元,苏联仅为4550美元。1985年苏联人均GNP在全世界的排名位居第38位,不仅低于所有西方国家,也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

    三是影响了民众的利益。1913年俄罗斯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在世界上占第5位,1930年底,苏联国民收入居于世界第二位。但是,食品短缺,票证制度重又开始实行。为了抑制消费,国家大量在居民中发行公债,1927年年中为10亿卢布,1930年达到170亿卢布。1913年,工人的平均工资可买333公斤黑面包,或21公斤油,或53公斤肉,或83公斤糖;1936年,工人每月平均工资能买241公斤面包,或13公斤油,或19公斤肉,或56公斤糖。在新经济政策年代,工人用于吃饭的费用占工资的50%,1935年则占67.3%。

    苏联人在社会保障、医疗服务、劳动就业、文化教育等方面享受的福利高于大多数西方国家,但是,其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与西方国家存在很大差距,在住房面积、汽车拥有量、现代化生活设施方面,苏联远远落后于西方,甚至落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80年代初,苏联在诸如彩色电视机、音响、录像机、小汽车等现代消费品的生产和消费水平方面,不仅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甚至落后于某些发展中国家。1979年苏联工人的月收入为美国的31%,西德的25%,法国的29%,英国的40%。在苏联,住房和居民所拥有的耐用消费品所占份额约为国民财富的30%;在美国则超过50%(不包括企业的物质储备)。1989年,也就是生产发生危机性下降前夕,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苏联是美国的30%,人均工业品,苏联是美国的42%,人均农产品,苏联是美国的38%。1990年苏联的人均消费仅为美国的20%。80年代中期,苏联人饮食消费占工资的40%,而美国人只占10%,日本占15%。1990年人均住房面积,美国为51平方米,西德为41.5平方米,俄罗斯为16.3平方米。1985年,每千名居民中电话的拥有量,美国为759门,日本为533门,西德为598门,英国为523门,苏联为75门(1990年)。小轿车的拥有量则分别是552、230、428、291、55。苏联的人均寿命,1975-1980年,男人为65岁,女人为74岁;日本相应为75岁和81岁,美国为72和79岁,法国为71和79岁。为了国家的强大,苏联人民牺牲了个人利益,但这种情况永远持续下去,民众很不满。因为住房条件恶劣、食品不足、工资低、劳动定额高等原因,人们多次公开表示不满,如1969年基辅、斯维尔德洛夫斯克,1972年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1980年在高尔基城,1981年在陶里亚蒂市等地都发生过群众的抗议示威。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社会的动荡和苏联共产党最后失去政权,也是群众不满使然。

    苏联的发展战略不能体现“以人为本”这一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使民生的改善受到影响和限制。重政治轻经济导致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政治镇压,严重限制和破坏了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因而这种发展难以持续。这也是苏联终于发生剧变的重要原因。

    从苏联模式发展观到科学发展观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发展观念和战略在不少方面是学习苏联的。尤其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主导下,在实行计划经济时期,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在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上,从理论到实际执行的方针、政策都同苏联十分相似。1956年,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提出了以苏为戒,处理好重轻农三者关系,加重对农轻投资比例,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以及中央与地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等一系列关系问题,提出“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翌年,毛泽东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法和“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的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这是对发展观和战略的一次调整,后来由于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又偏离了社会发展常规和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

    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实行了发展观念和战略的重大转变,这主要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里包含着对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发展基础、发展动力作了不同以往发展观的回答;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允许农民进城务工、兴办乡镇企业等办法,逐步调整了工农、城乡关系;调整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实行承认差别、允许“先富”、尊重人权等体现“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一旦此时我国还没有完全摆脱粗放型的发展方式。因为首先要解决十几亿人口的温饱问题,不能不首先强调总量的增长,强调多和快,“效率优先”。人们的注意力很容易被集中到CDP的增长速度上。而GDP的增长并不能反映资源消耗、环境损失和社会公正程度。这样,在世纪之交,在中国的发展道路上,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总结了我国以及国外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为什么说科学发展观是“科学”的?

    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集中表现在共产党人把遵循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同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统一起来。

    何谓“科学发展”?就是经济社会的发展要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是怎么表现的?
     
    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政、经、文、社会、国防等方面。每一个方面在整个系统中都有其客观的、特定的地位,某一方面越位、错位、不到位,都要造成不良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比如,离开经济工作的中心,把“政治”、“意识形态”置于压倒、决定一切的地位,社会发展和进步从根本上就无从谈起,甚至会倒退;反之,把政治和思想文化工作看成可有可无的,社会的发展就会因失去政治保证和精神支持而不协调不健康和紊乱,其后果也不堪设想。科学发展观正确地规定发展是第一要务,经济工作是发展的中心,其他各方面也要全面协调地发展。

    在整个社会经济建设中,存在着一系列的关系,如城乡、区域、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的关系,中央与地方、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都存在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的关系。科学发展观要求总揽全局,统一筹划,分清轻重缓急;全面安排,寻求最佳结合点,兼顾各方利益。

    在经济领域中,农轻重及各自内部的各部门,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客观上都要求按一定的比例关系合理安排,全面、协调才能持续发展。

    社会发展规律是通过有自觉意识和意图的人们的实践来实现的,人在社会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讲社会发展规律自然不能对人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置之不顾。人的作用主要和首先是认识规律和应用规律。它不能为所欲为,但也不是无所作为。这里的人指的是广大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是社会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要求把实现、维护、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就把遵循客观规律同坚持共产党的执政理念、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很好地统一起来,使科学性和“革命性”一致起来。

    科学发展观同苏联模式发展观的比较

    这两种发展观都是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大国中,为了强国富民而形成的发展观念和发展战略。但由于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同,实践经验不同以及经济文化基础的差别,两种发展观有着明显的区别。主要表现为:

    第一,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的关系上,科学发展观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任务,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政治作为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并起保证作用的。苏联模式的发展观念和战略,也重视经济建设,但在斯大林的阶级斗争是“推动我们前进的决定性力量”,“通过无产阶级的残酷的阶级斗争来消灭阶级”,经过“最大限度地加强”国家政权使国家消亡等理论影响下,实际上把搞阶级斗争、强化无产阶级专政作为统率一切工作的纲领,把唯物主义变成“唯权主义”。

    第二,在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国计和民生的关系上,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使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在经济建设、社会建设中以改善民生为重点。苏联模式的发展观强调国家的整体利益,这并不错,但它忽视了个人的利益;优先发展重工、军工而牺牲农民的利益,忽视轻工业、民用工业的发展;过高的积累率限制了人民消费水平的应有提高(1989年苏联职工工资占国民生产总值不到30%,同年美国为62%)。

    第三,在计划与市场关系上,苏联模式发展观把社会主义等同于计划经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他们尽管承认存在商品经济,但认为劳动力、生产资料不是商品;承认存在价值规律,但认为价值规律不能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苏联把指令性计划作为整个经济机制运转的轴心,用行政的力量通过计划来运转整个国民经济。科学发展观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也重视用“看得见的手”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

    第四,在速度和效益的关系上,苏联发展观念和战略实行赶超战略,而赶超主要是指产品数量和生产发展速度,忽视经济效益,实行粗放经营的方针,走的是高消耗、高增长、低效率的增长道路。科学发展观把“又快又好”改变为“又好又快”,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注重提高效益,注重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提高节能环保水平,努力实现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第五,在重点与一般的关系上,苏联模式发展观常常只顾重点这一头,而忽视兼顾其他。科学发展观强调统筹兼顾,要求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一系列重大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等等。这当然不是平均使用力量,而是有重点论,不唯重点论,既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求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集中全国人财物力干大事。比如在当前的社会经济建设中,要求把解决好“三农”问题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把解决好十几亿人口吃饭问题作为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

    第六,在尊重客观规律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系方面,苏联模式观也讲应用客观规律,但常常过高估计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以至犯唯意志论的错误,急躁冒进。中国大跃进时期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就是典型,结果造成社会经济的重大损失。科学发展观的最突出意义就在于把遵循客观规律同发挥人的能动性结合起来。

    当然,科学发展观提出才几年,从观念到实践,从战略到具体政策,其间还有一定距离,还一定会有新的发展和变化。这里只是从总体上、原则上来加以论述的。

(摘自《苏联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