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错过“9.11”直播内幕

    2001年9月12日上午,一位中年女性很愤怒地推开我办公室的房门,手指颤抖着指向我(白岩松,下同)的脸,开门见山地质问我:不是说只要有大事就能看到你吗?昨天为什么没有看到你?

    这指责有道理,我无从还嘴;或者说,她指责的不是我,是我供职的中央电视台。之所以有这个场面,是因为头一天晚上发生了举世震惊的“9·11”事件。CCTV除去小小的一条新闻,几乎失语。与此同时,上海东方卫视、凤凰卫视等媒体全程直播,让CCTV陷入尴尬的境地。

    “9.11”事件发生几分钟后,我在家中接到同学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美国发生了大事,火速关注媒体。又问:你们会直播吗?

    我马上拿起电话,给两位主任打了过去,一位是时任《东方时空》总负责人,一位是时任新闻评论部副主任。电话很简短,更像是请战:如果要直播;请火速通知我,我已准备好,随时可以出发。

    然而,电话却迟迟不响。我打开电脑,网络上已是人声鼎沸。在各个媒体的直播已经过去半个多小时的时候,电话终于响了,内容很简短:“洗洗睡吧,没戏了,不让直播。”

    作为一家媒体,即使是CCTV,也天然地对新闻大事件有一种直觉的渴望。然而,CCTV必须服从命令。我更只是一个小小的卒子,请战也显得那么微不足道。或许是有人担心,我们直播会显出我们在看美国人的笑话,因此“大气”一些,不直播吧。

    当然,论及原因,还有另外多个版本的解释:主管领导不在国内,联系不上;无法自己做主……但不管怎样的版本,结局都是一致的,我们已经错过了直播。

   
水均益“违规”潜回巴格达

    或许是“9.11”之后,大家对CCTV的指责与不满太多,2003年3月20日上午,伊拉克战争拉开大幕,中央电视台迅速开始直播。真正的挑战不在我这儿,而是以一种预想不到的方式出现在水均益那儿,当时,他已经到达伊拉克很久。

    当战争一触即发时,水均益被通知,出于安全考虑,必须撤出伊拉克!通知等于命令,由于来头不小,几乎让水均益和电视台都无法抗拒。那些天,每天《直播巴格达》节目结束后,我都和水均益通一番电话,他的焦虑与愤怒已经无法掩盖。他想了很多办法,比如说护照丢了,比如现场辞去公职等,但是,在一个巨大的指令面前,不要说他,CCTV也无能为力。

    在中国驻伊拉克和中国驻巴林两位大使的前送后迎中,水均益们一步三回头地“被押解”出战争即将到来的伊拉克。然后,战争开始了,水均益有短暂的2天与我们失去联系,而同时,凤凰卫视的闾丘露薇在巴格达连续报道。网友与观众不干了:“水均益当了逃兵!”“女人留在战场,男人退缩了,还算什么男人!”

    失去联系2天之后,我突然接到水均益的电话,他告诉我:他们悄悄地又“违规”潜回巴格达,他让我找新闻中心领导,争取报道权。很快,赵化勇台长指示:既然进去了,就抓紧时间报道,但是,过2天还必须得撤离。几天后,水均益再一次被命令“撤”出伊拉克,人们的指责声虽然小了很多但依然在,没人会去关心:为什么水均益莫名其妙地又出现在伊拉克,而几天后,又莫名其妙地再一次消失。

   
黄健翔辞职前后的故事

    2006年德国世界杯之前很久,我接到命令,去德国参加世界杯报道。其实,4年前的韩日世界杯,我就被抽调了一次,与刘建宏、黄健翔共同制造红白黄三色的《三味聊斋》。那可能是中央台历史上用时最短打造出的品牌,仅仅几期节目之后,收视率就翻了N倍。

    到了2006年,我们仨又聚到一起,又开始了《三味聊斋》,反响依然不错,当时还想,每届世界杯之前都“三味聊斋”一下,做到老?没想到,计划没有变化快,变化没有电话快,变故出现了。德国世界杯期间,我与刘建宏是在慕尼黑的总部,健翔与段暄各带着一个小组,在德国其他的赛场打游击。意大利打澳大利亚那场比赛,我和建宏是在总部看的上半场,一切正常得不能再正常,甚至有些沉闷。中场休息,我们出发,去拜访中国驻慕尼黑的领事馆。晚餐开始,酒杯刚端,我们的领导手机响了,接下来脸色就变了,一会儿放下手机,沉沉地说一句:“出事了,健翔的解说出了问题!”

    弄清缘由,我们也知道不妥,意大利高兴了,澳大利亚怎么办?巧的是,第二天,澳大利亚总理访华。虽已无酒兴,可我和建宏还是端杯敬领导,只为一件事,别处理黄健翔,改了就好。在德国的主管领导李挺与在北京的孙玉胜,一方面抓紧解决事情平息争议;另一方面,为健翔的前途考虑,争取处理事尽量不处理人。我也从中做说服工作,最后健翔同意道歉。张斌在北京替他完成了道歉,事情初步平息,接下来想办法让健翔复出。

    后来我们出了一个主意,我和另一位领导去陪着健翔复出,身边有人,会让很多方面都放心。后来,这个意见被采纳。黄健翔解说德国队对阿根廷八进四的比赛,算复出之战。我们在现场没有多说什么,健翔也明白,那场比赛他解说得很好。后来,一切正常。再后来,回到北京,我突然在一天傍晚收到体育中心一个哥们儿的电话:“健翔要走,劝劝他吧!”我自然不愿意他走,在电话里也对健翔说了我该说的,但是,大家不小了,作任何决定都正常,都该祝他一路顺风。

    冒死乘坐直升机

    汶川地震发生后,我们《新闻1+1》团队去前方直播《灾区观察》系列节目,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坐直升机上唐家山堰塞湖导流明渠的工地。

    头一天,救援中发生了一起直升机坠机事故,驾驶员与机组人员全部下落不明。因此,我到达的当天,台里下达命令,不许再坐直升机。

    然而我只能违规。道理很简单,山顶施工的官兵当晚将全部撤离,之后可能实施爆破,消除堰塞湖隐患。当直升机腾空而起后,紧张感瞬间消失,并不是我有多坚强,而是从高空中看到的灾区惨景,立即唤起了作为新闻人的全部职业敏感。

    到处都是破碎的房屋和破碎的山河,飞行的过程中,有一个细节画面更因戏剧化的构成而凸显着灾难的无情。沿峭壁蜿蜒而上的盘山公路上,有一辆巨大的卡车停在途中,前方是山体滑坡断了路,后方也是山体滑坡断了路,两堆滑落的巨石泥沙中间,仅余二三十米的路,那辆保存完好的卡车就停在那里。看着这场景,立即会想,地震发生的那一瞬间,前后的车辆都被吞没,这辆车幸运地停下,然而向上是峭壁,向下是深谷,前望后望再无路,那司机该是怎样先庆幸而过后又绝望?而他此后又是怎样逃生的?

    大火后的央视:禁烟禁电器

    2009年,元宵节的晚上,央视新台址配楼突遇大火,火光映天时,我被堵在与它相距30米的马路对面,几十分钟时间,我虽然寸步难行,却被迫看着那火势从小到大,当然,也看到路边人群中复杂的表情。几十分钟后,我终于冲出重围,马上给新闻中心梁晓涛主任打电话,告知火灾情形,并希望报道,梁主任告诉我:已派记者赶赴现场,会翔实记录。

    我在忙乱中心存侥幸:我是大火目击者,可不可以在接下来的《新闻1+1》中直播报道评论这场火?大家苦涩地一乐,其实说完我也一乐。我自嘲地和搭档开了一个玩笑:如果直播,导语我都想好了——“本台最新消息,本台记者报道:本台着火了……”

    短信陆续进来,安慰中有些离谱的,“老白,没事吧?”还以为我在楼里办公。更多的短信是询问,然后是讽刺。经典的是:“除夕夜火了小沈阳,元宵节点了大裤衩,横批:央视不差钱。”我苦笑加剧,人民怎么这么有创意啊!

    大火之后被抓进去的负责人徐威,在台里,我与他交往不多,但曾经的一个细节,却一直让我对他留下了很久的好印象。那是2000年悉尼奥运会,当时各国电视媒体在场馆外布线,之后要有自己的人看着,以免出差错。徐威那时是技术部门的一个负责人。有一个中午,我亲眼看到,为了让看线的小兄弟去吃饭,饿着肚子的徐威主动替班。一双布鞋一个小军用包,就那么不顾忌地席地而坐,那一个画面,让我对不熟悉的他顿生好感,这是一个心里有兄弟的男人。然而9年后,作为犯罪嫌疑人,他的人生被逆转,一场大火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我在想:如果监督和约束足够,徐威或许还是当年那个穿布鞋挎军用布包的平静男人吧。

(摘自白岩松《滇池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