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性格》是由阿瑟·史密斯于1894年结集成书的一部作品。阿瑟·史密斯是美国公理会教士,1872年来中国传教。他先后居住于天津、山东、河北等地,与中国各阶层人群都有广泛的接触,尤其熟悉中国的乡村生活。书中总结了中国人性格的二十六个方面,列举了大量事例,语言生动深刻。诚然,本书所概括的中国人,是晚清时期的中国人,又因为作者是一位西方传教士,其无法超越文化与时代的局限,因此本书笔触略显低沉,对中国国民的描述也不乏偏颇之辞。如今的中国,沧海桑田,早已不是一百年前封闭落后的旧中国,也不是30多年前贫穷僵化的中国。

   
拐 弯 抹 角

   
 一个外国人无需与中国人打太多的交道,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仅仅听一个中国人讲的话是不可能明白他的真正意思的。即使这个外国人精通口语——甚至他或许能听懂每一句话,甚至还可能把听到的句子一字一句地写下来,他还是不能准确地揣摩出说话人心里的意思。原因自然是说话人没有表达出心中的所思所想,但是,他还是说出了一些多少与之相关的东西,他希望对方能从中明白他的意思,或者理解他的一部分意思。

    对于任何想与中国人成功打交道的人来说,除了熟练掌握中文之外,非凡的推论能力也是基本条件,但是不管这个外国人在这方面的能力有多强,在很多情况下他还是会误入歧途,因为他的推论能力还不足以应付各种实际状况。为了说明这一中国人生活中的普遍现象,我们先举仆人们中间经常出现的事例,他们是全民族的代表,而且地位上也并不是一直无足轻重的。一天上午,男仆毫无表情地出现在你面前,说他的“阿姨”生病了,因此他不得不请几天假去探望。在这里,并不能从他的请求中就断定这个男仆根本没有阿姨,或者是那个“阿姨”并没有生病,他也根本不打算去看她。通过推论这个男仆很可能与厨师有了一些误会,而厨师的威信更高一些,因此,这个男仆被排挤了,便寻个托辞离开,自己承认甘拜下风。

    某人帮了你的忙,而你又不可能马上付钱报答,事后你再送去,他会彬彬有礼地拒绝你认为该给他的钱。他会说,为了这点不足挂齿的小事而索要报酬,这是有违“五常”的,那是小瞧了他,如果你坚持要送给他,你就侮辱了他。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你的这么一点钱与他对你寄予的厚望相差甚远,这使他的希望遭受打击,就像奥列佛·特维斯特那样,他“想要更多”。当然,也可能完全是另外一种意思,或许是一种暗示,想让你现在或将来某个时候有能力给予他某种更加有利可图的东西,因此现在不能接受,他宁愿把这件事情放一放,直到以后他提出更为重要的要求来。

    中国人谈到自己利益时都那么谨慎,在谈到别人的时候就更加小心翼翼了,因为可能会带来麻烦,可能会得罪人。虽然中同人喜欢闲聊,但他们能够凭直觉分辨出在什么场合下不能多说话。尤其是当外国人在场时,他们会对获知的事情守口如瓶。很多情况下,我们周围的不露声色的人会给我们一些“指点”,有了这些指点在待人接物上我们就会有一些变化。但是,除非他们明显看到怎样做才有好处,而且不担风险,否则,他们沉默少言的本能就会一直继续,我们的这些中国朋友会保持其高深莫测的沉默。

    最为有趣的事情,是观察一个中国人如何把坏消息传达给别人。即使是这样的情况,表达本来应该是直白无误的,但话题却离得甚远。更加常见的是,转弯抹角地给出间接的暗示,说这件事情不能说,也不可以说。传信人还会紧张地看看周围,仿佛四周埋伏着间谍一样。他把声音压到很低,神秘地耳语。他竖起三根手指头,暗示出他没指明的那个人是家里的老三。他含混其辞,表明事情很重要,但在马上讲到重要之处时,却突然住口,掩藏了可供判断的谓语,还意味深长地点点头,好像在说:“现在,你明白了吧?”在这整个谈话过程中,那个可怜而又迷糊的外国人一头雾水,什么都没有弄明白。发生这样的事情一点也不奇怪,你的这位“报信人”(这个叫法有误,因为他什么信都没报)把你扔在黑暗的半道上,完全不管你是不是已经明白了,只暗示说总有一天你会发现他是对的!

    中国人与其他民族有这样一个共同特点:都希望尽可能隐瞒坏消息,并且伪装起来进行表达。但是,中国人采用的“好方法”需要太多的欺骗,这在我们看来是令人吃惊且徒劳无益的。我们听说,一位慈祥的祖母偶然看到两位朋友在窃窃私语,他们是特地来通知这位老太太她那离家在外的孙子的死讯,但这俩人却反复强调,他们在随便聊天,尽管在半个小时之后就会一切真相大白。我们还听说,一个离家数月的儿子回家,在途中经过离家最近的村庄时,有朋友劝他在回到家之前不要看戏,从这个劝告中,儿子正确推断出他母亲去世了。我们曾经受人之托,转送过一封家书给一位离乡的人,信的内容是:在他外出期间,他妻子突然死了,邻居发现他家没有人看管,就把他家里的东西全都拿走了,而这些东西本应留给他这个孤单的人。不过,这封信的信封上却写着“平安家信”这样几个不符合实际的大字。

    中国人的拐弯抹角还经常表现在该使用数字的时候却不用。于是,一本五卷本的书以“仁、义、礼、智、信”五常的固定顺序来排列。四十多卷的《康熙字典》,不是照着我们所想的那样按照数字顺序排列,而是按照天干地支的顺序来排列的。在考试中,每个考生所在的小房间也是用《千字文》中没有重复的上千个字来排列的。

    这个论题还有另外一个例子,那就是家人和外人对已婚妇女的称呼也是拐弯抹角的。这些妇女实际没有名字,名字由她丈夫的姓和她娘家的姓组合而成。平时人们叫她“谁谁他娘”。比如,一位你熟悉的中国人,会告诉你“小黑他娘”病了,但或许你压根就没听说过谁家里有“小黑”,但他坚持认为你一定是知道的。如果她家里没有小孩的话,事情就麻烦多了。这个妇女或许可能被称为“小黑他婶”,或者是别的什么拐弯的称呼。对丈夫的称呼也是拐弯抹角的。上了年纪的已婚妇女会称她们的丈夫为“外头的”,意思是指在外头做事;但是年轻的还没有小孩的已婚妇女就不知道如何称呼自己的丈夫了,找不出一些相关的能暗示的词语。有时,他们称丈夫为“先生”。有一次我们听到这样一个妇女没有办法了,只好用丈夫的职业来代替:“油坊是这样说的!”

    每年临近春节的时候都是人们清偿债务的大好时机。有一年,一位熟人来见我,做了一些看上去意味深长的手势。他用手指指指天,又指指地,然后指了指我,指了指他自己,却始终没说一句话。尽管我不好意思说没有明白他的意思,但显然是不能被理解。他认为从他的手势中不难看出他的意思,他想借点钱,不想让别人知道,只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中国人拐弯抹角的又一例证就是他们复杂的礼仪规定,这常常让人很容易就不经意地冒犯了别人。比如信纸的折叠方法稍有不慎就可能暗含对别人的侮辱。写人的姓名时没有把他的姓高出一行,会被认为是一种轻视,其不敬的程度要超过在英语中不用大写字母来拼写人的姓名。在社交场合,如果一直沉默不说话就被看成无礼,就像没有到合适地点迎接客人,或者没有按不同客人的身份送出足够的距离一样,都是失礼的。许多简单的举止动作中只要忽略了其中任何一个细节,就可能暗含着傲慢,中国人马上就会发现,而可怜又无知的外国人无数次地成为牺牲品,甚至永远也不知道没有受到尊敬!

    中国人在愤怒的时侯常常会恶语相向,他们具有一种文学天赋,会用文雅的暗语来表达恶毒的咒骂,而其中的真正含义则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明白,就像是一颗外面包着糖衣的药丸,需要慢慢地才能尝到苦味。比如词语“东西”原意是指一件物品,但如果用来指人是“东西”,就是一种辱骂。但这个意思也可以拐弯抹角地表达,说一个人不是“南北”,意思就是他是“东西”,即“一个东西”。

    让人吃惊的是,为了保全面子,即使是最没有文化的中国人,也能轻而易举地虚构出看似很自然的借口。除了外国人,谁也不会把这些借口当回事,或者说大家都明白这只不过是一种保全面子的合适的策略。即使是很较真的外国人,也不强求自己有上天、下海、入地的能力,并对之穷追不舍。对他们来说,弄清真相是一种固定不变的习惯。一个最无知的中国人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也能坚定地保证自己不会落败,他把自己的无知当作挡箭牌,充分保证自己能够脱身。他“不知道”,他“不清楚”,这两句话如同上帝的宽恕,可以掩盖许多罪过。

   
生 命 力 强

   
生命力强构成了中国人其他性格特征的重要背景,这一点本身就值得人们思考。我们可以思考以下四个方面:中华民族的生育能力、对不同环境的适应能力、延长寿命的能力以及康复能力。

    外国旅行者对中国人生活的第一印象就是人口过多。中同似乎到处都挤满了人。之所以看上去如此,是因为原本就是如此。日本也是人口众多,但显而易见,日本的人口密度是无法与中国相比的。在人口的相对密度和绝对密度方面,中国和印度都更为相似。印度的民族和语言众多而繁杂,而中国的民族和语言,几乎都是很统一没有什么大变化的。

    这个辽阔帝国的任何地方,我们足迹所至之处,无不证实着中国人口过剩这个第一印象。就算有人口确实稀少的地方,我们也总能找到易于解释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太平天国可怕的袭击,紧接着是回族的小规模暴乱,然后又是1877年-1878年那场无与伦比的蔓延五个省份的大饥荒,可能使中国总人口大约减少了好几百万。

    因为中国人很不情愿离开家乡去新的地方,所以战争所造成的创伤看起来不可能像西方那样快地修复。然而,不难看到,不管破坏力有多大,总比不过修复力的强大。我们认为,只要有几十年的太平和丰收,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都会从本世纪一连串的灾难之中恢复起来。而恢复的前提人人可见,不管是否愿意仔细思考,总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中华帝国的任何地方,无论城镇还是乡村,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群群的中国儿童。正如查尔斯·兰姆对那些过分骄傲的母亲颇为不屑地说的那样:“密密麻麻地挤满了每一条死胡同”。中国社会的奇迹之一,便是靠什么供给这么多小孩子衣食,我们必须承认的事实是不少孩子确实“衣食”无着落,换言之,极端的贫困并没有明显地减少中国的人口。

    要想有效地阻止中国人口的增长,或许只有惟一的也是残忍的手段就是鸦片,这对中国人来说是同战争、饥荒、瘟疫一样,是能够造成人死亡的敌人。我们完全不必为了接受中国人繁衍生育能力很强这样一个重要观点而去假定中国的人口数量已经大大地超过别的国家,即使按最保守的估计两亿五千万人口来算,繁衍能力很强这个观点也可以成立,因为问题不仅在于人数,而且在于增长率。由于没有可靠的统计、我们只能靠大致估算得出的结论。不过,一般情况下,这样算来也几乎不可能出错。中国人的问题,是年龄很小时就结了婚,除了爱惜钱财之外,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也主导了大多数中国人的思想。

    与中国人口处于什么环境下都明显增长相比,法国的人口状况与中国恰恰相反。在欧洲,法国的人口增长率是最低的,最新的报告表明,法国人口数量正呈下降趋势。这些事实引发人们对这个伟大国家未来的极大忧虑。而中国人,没有更明显的迹象表明其比盎格鲁-撒克逊人退化。

    据最早的记载,上帝给人类最早的命令是要人类“在尘世间休养生息,昌盛繁茂”。正如一位富有学识的教授曾经说过的那样,这个命令“已经广为人们遵守,并且这是人们唯一遵从的上帝的命令”,在这一点上,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同更加正确。

    正如我们曾经说过的那样,中国地域广袤,物产丰富,几乎拥有各种土壤、气候和物产。我们也看到,中国人在副热带和副极带以及两者之间的地域,都同样昌盛繁茂。根据观察分析,各个地域之间的差别,完全取决于这个地域本身的特点,取决于它养活人口的能力,而不是取决于当地人的适应能力。

    来自广东、福建两省小地方的中国移民,无论移居何地,包括印度、缅甸、泰国、东印度群岛、太平洋诸岛、澳大利亚、墨西哥、美国、西印度群岛、中美洲和南美洲,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从没听说过他们不能很好地、迅速地适应环境。恰恰相反,我们听到的是他们适应得十分迅速而完美,他们远比当地人勤劳和节俭,他们拥有非同一般的团结力和凝聚力,以至于当地民族为了自身安全,必须要疾呼“中国人滚出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作为一个整体不再大规模地移居海外,这对于其他民族的心情安宁而言,肯定是莫大的幸运。

    如果东亚现在充满了不可征服的人,渴望着把自己的能量发散到这个星球的其他地方,如同中世纪的中亚那样,我们很难想象我们中的每个人会变成什么样子,也无法想象适者生存的原则会是怎样的。

    由于完全缺乏任何一种统计数字,因此,要谈中国人的长寿问题,只能是比较笼统的。或许所有的观察者都会同意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各地的老人特别多。老年人总是很受敬重,高寿更是被视为一种荣耀,“寿”列于“五福”之首。出生的日子乃至时辰,都确切地记了下来,以便需要时能确切地说出来,尽管如前所述,这种计算方法是如此粗略和不精确。墓地的碑文上总爱刻上死者的年龄,但除了出产石头的地方坟墓上立有石碑,其他地方的坟上就很少有石碑,因此,仅靠石碑推算年龄也是不够的。

    很少听到中国人有活到百岁以上的,但接近百岁的老人却随处都有,假如能提供足够的营养,我们认为一定还会多得多。的确,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穷人都严重缺乏营养,如果把他们考虑在内,我们就会奇怪,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活到如此高龄。

    很多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不讲究卫生。他们甚至公然漠视已经了解的卫生规则。这一点,住在中国的外国人都知道。外国观察者心中一直有一个问题:由于对自然规律的无知和轻蔑,所招来的各种疾病,为什么没有使中国人灭绝?确实,中国每年都因为完全可以预防的疾病而死了不少人,其实患病的人肯定还要多,这个事实雄辩地说明中国人具有神奇的能力,足以抗病和康复。中国人常常会因为一件小事而豁出命去,这与他们生命力强—样,也是其显著的民族特征。

    我们已经遗憾地提到,在没有重要的统计资料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依赖外国人的观察记录来分析中国人。由于外国药房和医院的不断增多,这些观察记录一年比一年多,并且一年比一年更有价值。

    为了更详细地说明中国人的康复能力,分析整理年度医学报告是很有用的工作,它肯定会呈现出新鲜而有说明力的结果。然而,这样的情况太多了,我们只能满足于仅仅描述几个事例,其中两件事情是笔者知道的,第三件事情是从天津一家大医院发表的报告中找出来的。这些事例的说服力都建立在确凿的事实基础上,这些事实完全不是孤立的或例外的情况,而是同我们众多读者的观察完全一致。

    几年前,我与一个中国家庭住在同一所房子里,有天下午,听到窗下有人惨叫起来。窗子是用砖坯砌成的,窗子底部有个洞,那里面有个很大的马蜂窝。一个十四个月大的小男孩在院子里玩耍,以为这是个很好玩的洞,就鲁莽地爬了进去。小孩的头发剃得光光的,露出红红的头皮。蜂窝里的马蜂或许是被这种异常的侵袭惹恼了,或许是把孩子的光头误认为是一朵大牡丹花,立刻飞到小孩的头上叮了起来。孩子在被抱出来之前,头上已经被蜇出三十多个包。这个孩子只哭了一小会儿,就躺在炕上睡着了。因为手头没有任何一种药,小孩的皮肤上也就没擦任何东西。整个晚上,小孩子根本没哭没闹,第二天早上头上的包居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1878年,北京有一个外国家庭雇用的一个马车夫得了流行的斑疹伤寒,当时很多人已经死于这种流行性病症。到了第十三天,车夫的病情已经相当严重,这个重病号突然变得狂暴了起来,几个人都制服不了他。派了三个人守护他,但他们已经被弄得精疲力竭了。这天夜里,为了防止他逃跑,这个病人被绑在床上。在守护人睡着之际,他设法松开绑绳,一丝不挂地逃出了房子。直到凌晨三点,人们发现他逃跑了,就仔细搜查了这所房子,包括几口井,怕他会跳进去。最后大家在院子的围墙那里发现了痕迹,这堵墙高约九至十英尺,他是先爬上一棵树再爬到墙上逃走的。跳到墙外地上,他立刻往护城河跑去,就是这护城河把北京的汉人与皇室的人隔开的。两个小时之后,人们把他找到了。他的脑袋紧紧地卡在了墙下涵洞口的两根铁栏杆之间。原来他因为热得受不了想来这里凉快凉快,看样子,他已经卡在这里很长时间了。正要把他带回家的时候,人们发现他已经完全不发娆了,尽管他的两条腿还有点风湿,但慢慢地又似乎是理所当然地康复了。

    社 会 纠 纷
   
    中国是一个人口无比稠密的国家,常常又都是一个大家庭一起挤在狭窄的房子里,因此争吵是难免的。你问邻居:“你们家有几口人?”“一二十口吧。”他回答道。你又问:“你们什么东西都大家公用吗?”“是的。”这是最常见的回答。

    这样一个大家庭,一般是十五到二十个人,可能代表的不是四代人就是三代人,他们全部依赖一个买卖或者一块田地维持生计,所有的收入全部归家庭共有,所有家庭成员的需要,全都指望着这份共有财产。兄弟们为共同财产贡献他们的时间和精力。妯娌是非常重要的家庭成员,她们却勾心斗角很难和谐共处。她们年长一点的不免会有点欺负年轻一点的,而年轻一点的又嫉恨年长一点的有特权。她们每个人都拼命让各自的丈夫感到,自己在这个大家庭里是最不合算最吃亏的。

    造成家庭不和的一个根源,便是他们的孩子。有哪个社会能够忍受这样的生活条件下必然带来的压力?在西方国家的秩序安排得极好的家庭中,各种麻烦尚且屡见不鲜,因而在中国复杂而局促的生活条件下纠纷就更多见了!

    在不同的场合,有着各自不同的分歧,就像人们有各自不同的动机和利益一样,用的钱、吃的东西、穿的衣服、孩子交往、往日的争吵、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有事没事都会引发纠缠不清的争吵。

    汉语里有一个最为高深莫测的字,可以用来表示生气,英语中可以委婉地翻译成“愤怒的物质”,这个词就是“气”。对于中国各种哲学和实际生活来说,这是一个最为重要的概念。一个人发怒就是生气,中国人相信,已经产生的“愤怒的物质”与人体之间有着某种紧密的关系,因而强烈的愤怒常常被当做引起失明、心力衰退等各种病症的重要原因。

    一位中国医生最先要问病人的问题之一,便是“什么事情让您这么动气”。在中同,见多识广的外国医生也相信,中国人的气,的确会导致中国人所称的那些疾病。

    下面的例子可以鲜明地说明这一点。有一个生活在山东中部山区的人,他有个妻子和几个孩子,其中有两个孩子还很小。1889年10月,他妻子死了。这使得这位丈夫十分恼怒,这并不像他回答别人时说的那样,是因为他特别依赖妻子,而是因为他根本不懂怎样侍弄孩子。他一怒之下,抓起一把剃刀,在自己肚子上深深地划了三刀。他的几位朋友后来用纱线替他缝合了伤口。六天之后,这个人又生了一次气,把伤口撕开了。这两次生气之后,他自己都记不清自己干了些什么。后来这个伤口又愈合了。六个月之后,他能够自己步行几百英里去找一家外国医院接受治疗。他腹部的伤口已经大部分愈合,只留下一个小瘘管,但肠子的正常功能受到了破坏。这也是我们前文所提到的中国人富有生命力的又一鲜明例证。

    大喊大叫地命令或批评别人,这对中国人来说已经积习难改。对中国人来说,几乎不能用正常的语调去奉劝别人,也做不到不时地停下来倾听对方的回答。他一定要不断喊叫,一定要打断别人。这已经成为一种必需,不客气地说,就好像一只狗兴奋时非得要吼几声。

    中国人已经把骂人的技巧提高到只有东方人才能达到的登峰造极的地步。一争吵起来,污言秽语就如同一条肮脏的水流喷涌而出。在这方面,英语实在无法与之相比。其恶毒和持久,令人想起比令斯门的卖鱼妇。相互之间稍有碰撞,就会骂个不停,就像碰在一起的两根电线冒出火花。这样的话,不分阶级,不分男女,统统都会说,并且一直如此,到处如此。经常有人抱怨说,女人骂人比男人更脏,时间也更长,这足以证明这样一句话是有道理的:女人不裹脚,舌头利如刀。刚刚咿咿学语的孩子,就从父母那儿学会骂人的脏话,还经常用它来骂父母,而这被认为是非常有趣的。骂人存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之中,已经成为中国人的一大特点。文人和各级官员,甚至最高级别的官员,一旦被激怒,也像手下的苦力一样使用这些污目秽语。一般人在街头碰面,为了表明关系的亲昵,也用骂人的话作为调侃的招呼。

    一个人种的谷子的穗头被拔掉了几个,他就会站在自己住的小路的路口,去骂那个自己也不知道是谁的贼,尽管常常已经怀疑到是谁了但不能保证。这个行为有双重意义:首先是向大家通报他的损失,宣布他发了火,这样心里会好受一些;其次,作为一种惩戒,可以阻止小偷再来捣乱。而那个偷了东西的人(理论上的)则是窝在一旁,敬畏地听着冲着他而来的诅咒,当然,他无法肯定自己有没有被发觉,尽管常常不会那样。可能那个受损失的人完全知道是谁偷的,但当众骂一通也就心满意足了,作为给那个被发现或者被怀疑的罪犯一个正式的警告,让他不要再来行窃。如果受损失的人真的被激怒,这样做就是不言而喻地宣布他将报复。这就是中国人当众骂人的理论。他们也坦率地承认,这样做既不能阻止偷盗,又不能够预防再次被偷。因为人太多,小偷或者其他罪犯未必就知道自己被骂了。

    妇女好“骂街”。她们会爬上房屋的平顶,一骂就是几个小时,或者骂到嗓子哑了为止。一个体面的人家如果能阻止,是不会允许那样干的,但在中国,如同在任何地方,很难管住一个被激怒的女人。

    一般说来很少人或根本没有人注意这样的骂法。人们有时发现一个男人在街头大骂,或者一个女人在屋顶上大骂,骂了半天,自己已经骂得面红耳亦,眼前却没有一个人影。如果天气热,只要还能喘得过气来,他们就会骂个不停,然后扇几下扇子略微休息一下,再接着骂。

    如果中国人的争吵愈演愈烈,到了一定程度就几乎不可能不以人身攻击而告终了。在欧洲南部旅行的英国人,注意到拉丁民族在打斗时有个习惯,总是猛击对方的肩膀,他们深感奇怪。而中国人与拉丁民族一样,很少学过拳击,即使学过,也不是地道的拳击。中国人扭打到极点时,首选的办法是揪住对方的辫子,拼命拽头发。如果只有两方人员参加打斗,各自又都没带家伙,“打斗”十有八九会纯粹演变成一场拽头发的比赛。

    中国人的争吵,也是一种骂人比赛,赛的全是糟践人的、怒气冲天的话。除了会因为不停地大骂而喊破嗓子之外,没有什么实质的损伤。在中国人的争吵中,势单力薄的一方也不会受到大的伤害,我们从未听说过有人看见旁观者怂恿动武的。我们看到并且总是希望看到,一个和事佬会马上自愿站出来打圆场。有时会有两三个和事佬。他们每人抓住怒气冲天的一方,好言相劝,让他息怒。争斗之中有利的一方,一旦发现自己被和事佬牢牢地看管着,就会加倍发火。他会故意不立刻收敛怒气。虽然心里很谨慎地看着对方的反应,准备随时停止争吵。但他表面上还不时地一阵阵发火,这对他自己对别人无疑都已经无关痛痒。

    即使在怒火冲天的那一刻,中国人也是服“理”的。他们不仅从理论上,而且在实际中都时刻保持着清醒。谁见过吵架的人被拉住后,会去跟爱管闲事的劝架人打起来呢——即使是在争斗的紧要关头。所以,即便发怒时,中同人也是倾向于和平解决的,这一点是表现在抽象意义上的。他只考虑到在他这一方和平是无法实现的。和事佬通过规劝,把好斗的叫骂一方拖走,这时叫骂者总是一边走还一边骂骂咧咧,以表示他对对方的轻蔑。

    更让人奇怪的是中国人骂人一般有个奇怪的特点。他们认为,劈头盖脸地骂一个人的真实过错,并不是“好的形式”,还不如骂他最卑贱的出身和他的祖宗八代。用这样的话骂人,肯定被视为最为严重的侮辱和伤害。原因是骂他这些话很丢面子,不是因为他当着别人的面挨骂,甚至主要也不是因为骂了他,而是这些话中的意思使他丢了“面子”。骂人者有时觉得自己做的不对,如果要对这种冒犯表示适当的歉意,也并不是骂人的人觉得这样做有失身份,感到内疚,不够体面,而是感到自己选错了骂那个人的时机,选错了骂他的言语。

    对中国人来说,幸运的是他们没有随身携带武器的习惯,因为如果他们有左轮手枪,或者像日本过去的武士那样的随身佩剑,真不知每天巾他们的发怒引起的惨案会有多少。

    中国人如果认为自己很受委屈,这世上就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足以抑制这种突发而又完全失控的生气了,确切地说,不知他会气到什么难以驾驭的程度。我们曾经听说,一个男人就曾要求一位经验丰富的老传教士为他作洗礼,但结果受到了委婉的拒绝。于是他立刻拿起一把刀子威胁这位传教士,试图用一场战斗来证明自己应该接受洗礼。所幸的是,大多数信教者对这种凭借武力进入天同的方法不感兴趣,但这个潜在的原则却是中国人社会生活中长期奉行的。

    一个要求经济帮助的老妇人,如果得到的回答是“不”,那她就会躺倒在你的马车跟前来要挟你。如果车子压着她了,那她就更有利了,她就会以此为理由让你永远供养。

    在笔者所住的那个村庄里,以前有个老泼妇,时常威胁别人说她要自杀,尽管她所有的邻居都给了她很多的帮助,但她似乎一直得寸进尺。最后,她跳进村里的一个泥塘想自杀,却扫兴地发现水只淹到头颈。她没办法把头一直浸到水里去憋死,这件意外的事情让她恼羞成怒,厉声责骂整个村子。第二次,当她又跳河时,就成功地把自己淹死了。

    如果有些事情做错了,也没有法律来纠正,比如虐待儿媳妇超过了风俗的许可,受伤害的一方就会聚众去找婆家算账,如果婆家还不认账,那就会有一场打斗。假如他们不抵抗,而干坏事的那个人又逃之天天了,进攻者就会砸碎屋内的所有陶器,把镜子、水罐以及其余易碎物品全部砸烂,消完了气,然后扬长而去。如果预先知道他们要来算账,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些盆盆罐罐搬到某个邻居家里去。

    中国有家报纸提到发生在北京的这样一件事,当地有个男的,同一位漂亮女人定下了婚事,不料在婚礼上却发现新娘是一个又老又丑又秃的女人。失望的新郎极其恼怒,打了媒人一顿,痛骂所有来参加婚礼的娘家人,还砸碎了新娘子的结婚用品。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会这样做,只要他所处的境况是这样的,他就会这样做。爆发的怒气最终是会平息的,那就看“和事佬”的能力了。他们是中国社会生活中有用的因素。有些时候,这些必不可少的人物深感需要和平,因此即使这些冲突与自己无关,他们也愿意主动出面,一会儿求求这方,一会儿拜拜那方,完全是为了大家能够和谐相处。

    而当激烈的社会纠纷无法用普通的途径加以调解之时,人的怒气堵在胸口没能爆发,这就要开始一场诉讼。打官司,这个词在中国听起来简直是要人命的大事。人在争吵之中完全失控的盲目的愤怒,感觉怒气发泄之后仍然没有解决问题,执意要把犯事的人带去衙门,为的是“法办他”。

    在西方,这样的诉讼通常会谨慎从事,不会很鲁莽,但在中国则完完全全是发疯的举动。有句很有道理的谚语,宁死不打官司,因为打官司比死还要糟。中国人认为打官司比吃亏还糟糕。令人可笑的是,有一个从别处搬来的人,他的狗被邻居打死了,于是勃然大怒,扬言要去告官。有位朋友劝他说:“狗值几个钱?”“狗是不值几个钱,但打死狗的人太可恶,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

    这样的官司,在西方是收了诉讼费还要遭驳回的。但在中国,可能会导致两败俱伤,并结下世仇。总的来说,中国人的每一起官司,双方者p会找和事佬。和事佬们的时时出现对双方的调解很有价值。数以百万计的诉讼,都会在最终判决之前就私了了。笔者听说有一个上千户家庭的村庄,几十年都没有打过一场官司,因为村里有个在县衙门里当官的有地位的重要人物,他的协调和影响在村里起到了约束的作用。

    像中国这样一部复杂的社会机器,肯定会经常吱吱嘎嘎地作响,有时也会在极大压力之下弯曲,但实际上它很少在压力下断裂。像人体一样,中国的政体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装有很好的润滑液,在最紧要的时候会在关键的地方滴上一滴,发挥其不可忽视的作用。

    中国人爱好和平的本质,会使他们成为社会中有价值的组成部分。中国人热爱秩序,尊重法律,即使法律并不令人尊重时也规规矩矩遵守着。在所有的亚洲民族之中,或许中国人最容易管理,只要管理的方法不违背他们的习惯。毫无疑问,有许多或者说大多数其他形式的文明要比中国文明更优越,但或许很少有一种文明能够像中国社会那样承受多年的压力。在这一点上,和事佬是最有资格得到祝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