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至1973年，段国廷在南村公社任党委书记，每天早起就往田间地头跑，不是和社员一块劳动，就是向老农征求意见。哪一块地缺苗断垅，哪一块地正在闹草荒，他一清二楚。

1974年，他调任晋城县副书记，分管农业，为了摸清全县的农业生产状况，几乎跑遍了全县的六百多个大队，每年夏秋两季组织基层干部进行田间观摩，他事先总要亲自看一遍，避免一般化的指导。因此，许多老百姓都称他是“实干书记”。

当时晋城县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同时上马了郭壁、焦河和梯底三项工程，段国廷任总指挥兼梯底水电站政委。他与干部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日日夜夜坚守在工地，仅用时3个月，就在地质恶劣的悬崖峭壁上凿通了三条长达20多公里的公路。为了赶在汛期前完成大坝回填工程，他豁出命来带领大家连明彻夜地干，带头脱鞋下水和大伙一起挖泥沙、搬石头、扛水泥、搞浆砌。在他的带领和鼓舞下，干部和民工们打成一片，硬是把3个月的工期缩至25天，抢在汛期到来之前完成了任务。

1977年至1983年，他先后任武乡县委副书记、书记等职，派人到外地请来种菜能手，陆续引进29个蔬菜品种，使全县蔬菜面积增加到一万九千亩；迅速推开土地承包责任制，因地制宜带领武乡人民栽桑养蚕，发展多种经营，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段国廷常教育身边的同志，为官存正气，从政树廉风。1982年，任武乡县委书记时，一位上级领导授意他提拔两个人，地委的一位主要领导甚至对他许愿：“这件事办好了，你就回地区当副专员。”他却说：“这样做，一来违背《选举法》，不符合组织程序；二来我也没有这个权利。如果让我这么干，我无法交待武乡人民。”他宁愿不升迁，也不干违背组织原则和人民意愿的事，表现出天下为公、淡泊名利的高尚情怀。

在日常生活里，他也没有丝毫松懈。1972年春节前，段国廷在南村公社任党委书记，机关司务长给每个人调剂了五斤白面，并自作主张给他捎回了老家。没想到，大年初四上班时，段国廷冒雪走了70多里山路又把那五斤白面送回了机关司务处，还嘱咐他不要声张。他担任晋城县办公室主任期间，大儿子在晋城二中上学，当时生活很艰苦，儿子经常吃不饱，机关食堂的伙食相对好一点，但他始终不允许儿子到机关食堂上灶。学校组织义务劳动，大儿子到机关借平车用，机关的同志已帮忙给借了出来，没想到他碰见后拦住说：“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如果大家都来借，那不乱了套？机关的东西，不能随便往外借！”

1974年冬，他就任晋城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会主任，家属随他进城时，随身携带的仅有土改时分到的一口木箱，就这件唯一的宝贝还被老鼠啃了个大洞，但他始终视若珍宝，这口木箱就一直陪伴他家多年。1975年，他的大儿子结婚时，就连与他一起共事十四年的老部下陈满朝都没有通知。他当时给家人约法三章：一不准贴对联，二不准放鞭炮，三不准请客。连亲戚朋友都没有通知，家人悄悄压了五斤饸饹面，就算给儿子办了喜事。

1980年代初，他在武乡任职时，上有老，下有小，还要供养两个侄儿上学，家里粮食不够吃，钱也不够花，当时，他妻子就到武乡县二轻局的一个缝纫社上临时班，每月工资十八元。1982年清理临时工时，身为县委书记，他带头叫妻子第一个下岗。另一方面，尽管生活艰难，他仍带头自费订阅报刊杂志。在他的带动下，县级各个部门领导也自费订阅报刊，共节约行政经费六千多元。他对家人、亲属严格要求，对同志，对人民却满腔热忱。一次，有个叫周龙发的小同志生病了，他得知后亲自把周龙发送到医院治疗。还有一次，陈满朝因为下乡着了雨，半夜里突发急性肠胃炎，他得知后，连夜把陈送到医院，直等输了液，症状缓解才离开。

1999年11月，段国廷因病医治无效在晋城逝世。家属和亲友们清点他的遗物时，发现他没有给老伴和子女留下任何遗产，相反，倒留下上万元的外债。他去世时，许多与他共过事的老上级、老同事、老部下纷纷拍电报、写文章、送花圈以示怀念。市委、市政府在挽联中颂赞：“政绩卓著才气横溢似泰山巍巍写青史；胸怀坦荡高风亮节如皓月辉辉昭后人。”对他的一生予以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