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泽州是有渊源的。

  上世纪70年初期每年的正月里,也就是我七八岁的时候,父亲都要领我从阳城乡下老家到周村的石淙头走亲戚,在石淙头住一晚,第二天再从周村坐车去侯马走亲戚。第一天,父亲带着我从不到凌晨1点就开始在乡下老家步行出发,走4个多小时30多里的路程,5点钟时候到了阳城县汽车站,买了到周村的车票上车。到周村后,先在周村的街道上转转,再步行十几里,才能到了石淙头亲戚家。第二天再返回周村,等候坐车去侯马。

  那时候的客车还是大卡车,车上也没有覆盖的篷布,车斗里拉着几根大铁绳,供旅客手搬。大卡车跑起来人很冷,尽管我勒着方巾,但还是抵抗不住严寒,冻得脸特冷、眼睛直流泪。那时候的公路是沙土路,大卡车跑起来尘土飞扬,实在难受。

  在那国力微弱的年代里,周村是萧条荒凉的,同众多乡村一样,周村人居住在低矮的房舍里,面带饥色,忍受饥寒,顶着星星下地,扛着月亮回家,终日为生计忙碌,还一贫如洗,基础设施更是一穷二白,街上衣着破烂的行人,慢悠悠的走着,街心的土路上,坐着几个穿补丁衣裳的老太太,面前摆着几个鸡蛋,祈求能换些油盐钱,来来往往的牲口拉着铁轱辘车缓缓而行,吱呀吱呀的响着,尘土飞扬,赶车人手里挥舞着长鞭还不停的吆喝着牲口,似乎也吆喝着饥饿、吆喝着贫穷。仅有那古老的城门,残缺的城墙,寂寞的魁星阁,使周村人多少有点自豪,使周村人凄凉的心情有些许的安慰。

  上世纪7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周村人渴望中的新时代来临了,人们开始探索、寻求发展的新路径。而周村真正的发展机遇是源于一股更加强劲的东风——1985年4月30日国务院发布的市管县体制改革令。原晋城(县级)市升为地级市,原晋城(县级)市区域划分为城区和郊区;不久之后,郊区又改为泽州县。从此,泽州这个响亮的名字飞往全国各地,响彻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从此,隶属泽州的周村人开砖场、挖煤窑、建高炉、闯商海、修公路,建设家园,以亘古未有的热情和勤劳的智慧,挥洒着汗水,描画着一幅幸福、吉祥、美好的五彩雄图。

  转眼间,40多年的光阴匆匆而过,周村人为建设家园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辛劳,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实绩。40年间,周村经济发展迅猛,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在泽洲县名列前茅,并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发展速度。前些日子,我又到了周村,那一排排让城里人看了都眼馋的新房,一条条闪耀着骄人光彩的水泥路,一座座工厂,一间间卖着土特产、日用百货、五金交电、高档家电、摩托车、播种机等应有尽有东西的商铺,还有那慷慨激昂、衣着时尚、步履勿忙的行人,使我惊讶。这就是我记忆中的周村吗?假如不是我亲历所见,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轻信周村的巨变。

  周村变了,她经历了岁月的磨砺,换上了新装,露出了新颜,一派生机;周村人富了,住上了新房,有了工厂、商铺,口袋殷实了。而且,晋阳高速穿境而过,如同给周村的经济发展插上了展翅飞翔的金翅膀。

  如今,我再到周村的石淙头走亲戚,一样的路径,却今非昔比。路,已从过去的沙土路变成了水泥柏油路,晋(阳)侯高速路上的空调大巴车,一天发几十趟,坐在车上舒舒服服,心情无比愉悦。

  这40多年来,我亲身见证了周村的沧桑巨变。虽说,周村仅是泽州县的一个乡镇,但她足可以点代面,倾诉泽州以往的穷酸,展示泽州现代的新颜。每每忆及周村这些往事,我的心情也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之中。

  作为晋城的子民,我将永远的关注泽州,当以蓝天为纸,丹水为墨,抒发我的无边狂喜与万丈豪情。   (供稿:晋城市经信委  梁红会)